講這個故事時，杜聰的語調很平淡。但這話讓人覺出些他藏在心底的光榮。這種光榮不是在心里呼號著一個崇高的藝術理想，或者一種曠絕古今的演奏境界。而是一個不喜歡和命運死磕的人，在命運的水流中順勢而動，用自己的頭腦和“小花招”，找到出路的驕傲。

　　“我都有辦法”

　　1993年，杜聰參加了《阿姐鼓》的錄制。那是最愉快也最無局限的一次創作。如果玩不出新鮮感，3500元/天的錄制棚就歇著等。在90年代初，這對走非流行路線的音樂人來說已經是種奢侈。“那一次我知道了，好音樂是玩出來的。”杜聰說。

　　杜聰說，他經歷過很多難以應付的場合，但總可以玩出些“小花招”渡過難關。

　　曾經因為頻繁走穴，杜聰被上海民族樂團發配到一個縣城的小樂團去演出，杜聰在那里發明了單手吹口笛的方法。“因為團里缺節目，我就想了這么個小花招。一只手彈電子琴，一只手吹口笛。”回到上海民族樂團后，杜聰憑這個“小花招”，從第八位笛手，升到了第二位。

　　1996年，杜聰第一次在北京開演奏會，演奏會一個星期前，發現邀人寫的三首曲子都不能用。他靠著一開場就秀自己獨創的玻璃瓶吹奏，舉座皆驚。

　　去臺灣演出，杜聰的新花招是比較少見的樂器——弓笛，并在弓箭一樣彎曲的笛身，第一次用一把笛，一個人，吹出了雙聲部。“其實，雙聲部是由嗓子輔助的。”雖然喉嚨一邊發聲一邊吹奏，而且兩邊要相得益彰，是個不容易的事情，但杜聰寧可把這說成自己耍的“雕蟲小技”。

　　現在的杜聰，似乎再不用像當初在希爾頓飯店走穴時那樣為出路發愁了。他是很多電影導演錄制片中音樂的首選，還有著不間斷的錄音邀請。

　　杜聰還有個綽號叫“無孔不入”——所有有孔的吹奏樂器，他拿在手中擺弄一會就可以演奏。采訪時，他排出他的樂器，鋪在沙發，茶幾，凌亂的十幾平米空間的所有間隙處，再一個個吹奏出來。秘魯的排簫，印度的笛子，泰國的竹器，墨西哥的陶制人塤，歐洲的豎笛，古老的弓笛，信手拈來。

　　對所有學藝的苦練，他幾乎都談得都非常淡。傳說中，練習吹奏樂器，嘴唇會被竹子磨破幾層皮。他說他有辦法：在竹管的下方，塞進一團沾滿油的棉花，吹的時候蘸一點油抹在排簫的吹口處，“這樣磨損就小多了。”他得意地笑了。杜聰就是這樣得意于自己的每次“小聰明”，每個小創造。

　　但是對杜聰來說，排蕭并不能管他一輩子。輕音樂界每天都在上演著“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的戲劇。排簫滅了情調鋼琴，薩克斯替代了排簫，陳美的瘋狂小提琴又顛覆了薩克斯，現在火的是“十二樂坊”，那種人多勢眾的民樂大合奏。

　　“理查德·克萊德曼已經到溫州的鄉下做表演了，排簫也已經賣得不好。”說起別人的走向邊緣和排簫的“失勢”，他都一樣嘻嘻笑著，“不過，我都有辦法。”

　　現在杜聰又開始吹塤，“因為現在古怪的民間樂器受歡迎了。”家里客廳的長沙發頂上排了一溜各種尺寸的塤。從一種大眾潮流轉向另一種，就好像轉個身那么簡單。如臺灣導演張艾嘉說，做導演不是在拍戲，而是在解決問題。而高明的導演，對所有的問題，“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杜聰對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也是：“適應能力很強。”這是他對自己不多的正面評價之一。（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