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倫敦現存的年代最久的樂團是倫敦交響樂團,它的建團時間是1904年,然而于1895年成立的女王大廳管弦樂團與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組建之初的女王大廳管弦樂團是專門
為了在倫敦有名的女王大廳所舉行的逍遙音樂會而設立的,由亨利·伍德擔任指揮。這項音樂會的巨大成功引來了在每星期天下午舉行的另一系列的音樂會,并且在兩年之后又增加了星期六下午的演出。到了1904年,伍德與樂團演奏員之間在有關的演出協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沖突,伍德的條款是每位演奏員每年可得到100英鎊的薪水,作為責任和義務,他們必須優先考慮女王大廳管弦樂團的演出安排,而不得在自己因故無法參加時讓他人代替。沖突的結果是大約50名演奏員集體出走,另組了倫敦交響樂團。也許正是通過這次沖突所得出的經驗教訓,倫敦交響樂團從建團之日起就堅持成為一個完全由團員自治的組織,其管理委員會在演奏員之間選舉產生。這種自己管理自己的組織結構后來被倫敦的大多數樂團所采納。
漢斯·里希特接受了1904年6月9日在女王大廳舉行的倫敦交響樂團開場音樂會指揮的邀請,此后不久他就被正式授予了樂團首席指揮的頭銜。
在成立后的40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倫敦交響樂團由于缺乏經常和完善的經濟來源或贊助,只能通過與指揮、音樂協會和其他組織之間的雇傭關系來獲得生存的必需條件,每年只能演出數量極為有限的音樂會,這對于一個完全依靠演出費來維持的樂團來說無疑是嚴峻的考驗。盡管如此,它早在1906年就有了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在巴黎由查爾斯·斯坦福、愛德華·科洛納和安德列·梅薩熱共同指揮了兩場音樂會。1912年,樂團還在尼基什的率領下成為第一支赴美國和加拿大演出的英國樂團。
1907年,倫敦交響樂團在科文特花園舉行了第一次德國歌劇的演出季,1920年,簽下了它的第一個唱片錄音合同,與理查·施特勞斯、作曲家瓦格納之子齊格弗里德·瓦格納、瓦爾特和魏因加特納等指揮合作錄制了一些早期的唱片。在戰前,樂團的首席指揮包括尼基什、艾爾加和哈蒂,此外,比徹姆、門格爾貝格和阿爾伯特·柯茨也在不同的時間里與樂團保持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對樂團產生過意味深長的影響。
戰爭期間,盡管樂團慘淡經營,但是由于環境的極端惡劣,一切努力幾乎等于徒勞。當時樂團70%的成員都從軍入征,而樂團賴以生存的女王大廳于1941年5月11日在空襲中毀于一旦,這座自從1893年啟用以來在倫敦音樂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的音樂廳的消失對于職業音樂家和音樂會聽眾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倫敦交響樂團也就此停止了戰時的一切活動。
1945年以后,樂團進入了緩慢的恢復階段。從1950年到1954年,在約瑟夫·克里普斯任首席指揮期間,樂團的演奏有了明顯的改觀。可以說,今天倫敦交響樂團所達到的境界都是在那個時候由克里普斯開創的。50年代后期,隨著對于樂團內部的大規模的重新組織,吸收了一部分新的中堅力量,而剔除了原有的不合格的成分,使樂團演奏家的整體水平有了本質的變化,這才帶來了在下一個10年中樂團突飛猛進的發展并最終使其擠身于歐洲一流樂團之中。1963年,樂團有史以來第一次出訪美國,隨后一年作為第一支環游世界的英國樂團訪問了日本、韓國、印度、香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美國和加拿大。從那時起,倫敦交響樂團一直是大型國際音樂節的常客,也是唱片公司競相爭取的對象,同時,它在倫敦的音樂季也是門庭若市,聽者如潮。1981年,樂團遷入了新落成的能夠容納2000名觀眾的巴比平藝術中心音樂廳。
在克里普斯之后擔任倫敦交響樂團首席指揮的是法國人皮埃爾·蒙特,他加強了樂團的合奏訓練,使之逐漸成為一個整體,無論演奏難度多大的作品時,都像指揮家手中的一件樂器,發出整齊劃一的聲音,絕不容許半點暇疵。生干布達佩斯的伊斯特凡·克爾特斯由于藝術要求上的權力問題而曾與樂團發生爭執,面對倫敦交響樂團這樣一個高度自治的獨立性極強的樂團,指揮家往往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它那種推以樂團利益為目標的立團之本常與指揮產生尖銳的對立,萬般無奈之下,克爾特斯在任期剛剛4年后便拂袖而去。不過,他在倫敦的音樂會,他率領樂團的幾度國際旅行以及他與樂團共同錄制的許多唱片,都記載著這位指揮家所創下的成功業績。
從1968年到1979年任職于倫敦交響樂團的安德列·普列文是一個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物,也是極少數在古典和流行音樂兩個領域里都取得不凡成就的奇才。通過音樂會、唱片和電視節目,普列文給樂團同時也給他本人都帶來了巨大的聲望。他曾經率團5次出訪美國,也到過前蘇聯等國家演出,在英國,他與倫敦交響樂團一同成為電視明星,他們所錄制的電視節目極受大眾喜愛,許多人正是在這些節目中開始體會到古典音樂的奇妙之處。普列文在好萊塢從事電影音樂時所獲得的訓練和控制樂隊的經驗給了他在倫敦的工作以極大的幫助,自從加入倫敦交響樂團后,他的保留曲目也有了迅速的擴展,雖然他自稱對于莫扎特有濃厚的感情,但是作為一位天才的指揮家,他無法擺脫柴科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肖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菲耶夫那些色彩斑斕風格絢麗的音樂的吸引。不可忽視的是,他也對于20世紀英國作曲家懷著興趣和敬意,他甚至自詡為演奏當代英國音樂最多的指揮家。由于謙和的個性,普列文與樂團一向相處融洽,甚至面對倫敦交響樂團這樣一個常常在原則性事物上凌駕于指揮之上的樂團時,也能夠采取一種松弛的態度,這就為與之合作創造了輕松的氛圍與和諧的空間。
阿巴多于1979年繼普列文之后人主倫敦交響樂團,這使這個樂團保持了只聘任一流指揮家為首席指揮的傳統。阿巴多進一步鞏固了由他的歷屆前任為這個樂團所開辟的天地,并使其有了新的發展。在歐洲,倫敦交響樂團能夠后來居上,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呈鼎足而立之勢,阿巴多功不可沒。他在舞臺上的表現令人們回憶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0年里曾經在歐洲和美國的交響樂團及歌劇院中叱咤風云的一代大師以及他們那種已經消失的風格和蕩然無存的氣質。很多人認為阿巴多繼承了托斯卡尼尼的風范,將他的許多特征與自己的個性加以巧妙的融合。阿巴多從1966年開始與倫敦交響樂團有了密切的合作,到了1972年,他甚至宣布自己在英國的全部出場僅限于倫敦交響樂團,除此之外不再與其他樂團一同登臺。1973年,他率領這個樂團赴薩爾茨堡音樂節,這也是有史以來參加這項規模龐大的音樂節的第一支英國樂團。由此,他成為這個樂團的新一任領袖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盡管此時他在世界范圍內還遠沒有達到名望的巔峰,絕非炙手可熱的人物,但是后來他在任職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才華確實證明了這是一次明智和富于遠見的選擇。
倫敦交響樂團在阿巴多之后,迎來了美國人邁克爾·蒂爾森·托馬斯。他曾于1969年在波士頓交響樂團一場音樂會的中途頂替因病而不得不退場的斯坦伯格,立即被熱烈的輿論稱為非凡的指揮新秀,隨后在這個樂季中他被邀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出37場之多。他常常批評現在的指揮家們只知演奏從海頓到20世紀初期的音樂,認為如果不了解這些音樂的來龍去脈,是無法出色理解和表現它們的。正是由于這種鮮明的個性,使托馬斯在舞臺上顯得獨特而引人注目。而在他的領導之下,倫敦交響樂團正發生著期待中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