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劉天華這個名字，很多人自然地與二胡聯系在一起。在中國的音樂史上，他對二胡作出的貢獻太大了。如果再深究，原來他在專業音樂教育上所做的工作，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1922年4月，劉天華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任教于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同年秋改為音樂傳習所）。是他第一個將被傳統觀念視之為“賤工之役”的二胡帶入了高等學府的講堂。
 
    1895年劉天華出生于江蘇省的江陰，原名劉壽椿，1922年到北京后改名劉天華。其父劉寶珊是清末秀才，但頗傾心“新學”，在家鄉辦了一所新式學堂“翰墨林小學”。劉天華自幼就受到新式教育的培養和“新學”觀念的影響。他的哥哥劉半農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1909年劉天華考入常州中學，這所學校當時的校長是音樂理論家童斐，《中樂尋源》一書的作者。在學校里，他參加了軍樂隊，吹笛練號，開始接觸西洋音樂。1912年來到上海，加入職業的“開明劇社”樂隊。在此期間，他不僅掌握了多種西洋銅管樂器的演奏，還開始自學音樂理論、鋼琴和小提琴。劉半農在《書亡弟天華遺影后》一文中寫到：“天華性情初不與音樂甚近，而其'恒'與'毅'則非常人所能及。擇業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練習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連數十日不肯歇。其藝事之成功實由于此，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劉天華的勤奮。1914年劉天華返回家鄉，在江陰、常州等地的學校任音樂教師，組織學生的絲竹樂隊和軍樂隊。同時他開始向著名的江南民間音樂家周少梅、沈肇州學習二胡和琵琶，并有意識地對民間藝人進行采訪，記錄民間樂譜和從事音樂創作。1915年他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的創作，這是他第一次嘗試著用音樂的手段來表達內心的感受，并從此走上了音樂創作的道路。
 
    1922年到了北京后，劉天華除了任北大的國樂導師，他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北京藝術專門學校任教。同時，向在京的外籍教授學習鋼琴、小提琴和作曲理論。而民間的、被人鄙視、不登大雅的“玩意兒”，他也如饑似渴地學，從中領略民間藝術的真諦。當時已是大學教授的劉天華，經常與街上的流浪藝人為伍，有時甚至還將耍猴兒的、耍狗熊的或賣唱的藝人請到家中來，分析他們的演奏演唱，記錄樂譜，研究他們的技法，來探討我國民族音樂的發展規律。

    他在其創作的二胡曲《月夜》及《除夜小唱》的說明中寫到：“二胡又名南胡，乃胡琴的一種。論及胡琴這樂器，從前國樂盛行時代，以其為胡樂，都鄙視之；今人誤以為國樂，一般賤視國樂者，亦連累及之，故自來很少有人將它作為一件正式樂器討論過，這真是胡琴的不幸。然而環顧國內，皮黃、梆子、高腔、灘簧、粵調、川調、漢調以及各地小曲、絲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種離得了它？它在國樂史上可與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要是它自身沒有點小價值，哪得到此地位？”“胡琴當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樂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視它的人想象之甚。我以為在這樣音樂奇荒的中國，而又適值民窮財盡的時候，不論哪種樂器哪種音樂，只要能給人們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現人們一些藝術思想，都是可貴的。”基于這樣的思想，他把當時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二胡帶進了中國最高的學府--北京大學的講臺。我們可以想象，在傳統勢力和封建等級意識非常強烈的當時，能有如此之勇氣，實在可欽可敬。每當想起書生氣十足的劉天華身背二胡走在北大校園的時候，人們的眼前都會浮現出一幅仗劍走四方的俠士畫面。當時在蔡元培的兼收并蓄、多元發展的思路下，北大校園內既有西裝革履的留洋歸來者，也有拖著大辮子的遺老遺少。留洋者言必稱希臘，開口便是“聲光化電”，唯洋是崇；遺老遺少們言必稱秦漢，張口便是“子曰詩云”，唯古是尊。兩方面均瞧不起對方，但被雙方共同瞧不起的，便是那時中國街頭藝人們手中的玩意兒，如二胡、三弦之類。“有人以為胡琴上的音樂大都粗鄙淫蕩，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誠不明音樂之論。要知道音樂的粗鄙與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與技術及樂曲的組織，故同一樂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現，胡琴又何能例外？”正是這種深徹的思想，成就了劉天華獨立特行的音樂事業。
 
    劉天華從17歲便開始了音樂教育生涯，早期是教小學、中學的音樂課，來到北京后又教大學里的專業音樂課，長期以來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在劉天華之前，我國的傳統音樂教學從未有過較為科學、系統的教育方法。大多數都是口傳心授、心領神會地代代相襲下來的。而且除了古琴、琵琶等少數樂器傳下一些曲譜外，多數民間樂器都沒有準確的記譜。這樣就給中國音樂的保存、傳承和教學帶來很多困難，古代的很多東西就這樣失傳了。劉天華從二胡這樣一件極為普通、使用又極為普遍的民間樂器入手，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借鑒西洋樂器較為科學的訓練方法，用練習曲和樂曲相結合的、循序漸進的方法來進行教學。他認為“一國的音樂教育，并非造就幾個專門音樂人材去當教員，去做高等吹鼓手”，而是要通過音樂教育，使其成為“人人必備的一種養生之具”。他曾在《國樂改進社成立刊》的《我對本社的計劃》一文中說：“改進國樂這件事，在我腦中蘊蓄了恐怕已經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國人，又是以研究音樂為職志的人，若然對于垂絕的國樂不能有所補救，當然是很慚愧的事。”在《國樂改進社緣起》一文中說：“一國的文化，也斷然不是抄襲些別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數的，反過來說，也不是死守老法、固執己見就可以算數的，必須一方面采取本國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納外來的潮流，從東西的調和與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然后才能說得到進步兩個字。”
 
    劉天華受胡適等人的“平民文學”觀點的影響，主張音樂“要顧及到一般民眾”。但他也看到在當時這樣做的困難。他曾在1927年6月出刊的《新樂潮》上說：“雖然現在也有人在那里學著西人彈琴唱歌，大家都還只是貴族式的（可還只是少數人弄的玩意兒）。要說把音樂普及至一般民眾，還真是一件萬分渺遠的事。”他還在1928年出版的《音樂雜志》第1卷第2期上談到：“我希望提倡音樂的先生們不要盡唱高調，要顧及一般民眾，否則，以音樂為貴族們的玩具，豈是藝術家的初愿。”他進而強調了要發揮音樂“為人生的藝術”和“美育”的積極作用。音樂應“能給人們精神上些少的安慰”并“能表現人們一些藝術思想”，最終能“喚醒一民族的靈魂”，這樣的音樂才有意義。

    劉天華在音樂創作中敢于獨創，敢于標新立異。他一共創作了10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改編了2首民樂合奏曲。他曾在二胡獨奏《光明行》的樂曲解說中寫到：“外國人多謂我國音樂萎靡不振，故作此曲以證其誤。”1930年他為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赴美國訪問演出聽寫記譜，完成了一本專集《梅蘭芳歌曲譜》（共包括18出戲的94個唱段，其中京劇53段、昆曲41段）。這是我國音樂史上以五線譜記錄傳統戲曲音樂的第一本專集。另外，他還整理過《安次縣吵子會樂譜》、《佛曲譜》和琵琶傳譜《瀛州古調》等。他的一生所創作的樂曲并不算多，但每一首作品都充滿了個性，具有鮮明的音樂形象。1932年6月，劉天華在北京天橋記錄民間鑼鼓譜時，不幸染上了猩紅熱，不治而逝，終年只有37歲。

    劉天華簡介：      

    劉天華（1895－1932）：江蘇江陰人。國樂一代宗師，“中西兼擅，理藝并長、而又會通其間”的中國優秀的民族樂器作曲家、演奏家、音樂教育家。
　　
    劉天華的父親劉寶珊重視教育，在家鄉曾與人合辦過一所小學。劉天華1909年考入常州中學，業余參加學校軍樂隊，學吹號及軍笛。1911年的辛亥革命，劉天華回到江陰參加“反滿青年團”軍樂隊1914年先后在江陰、常州中學教音樂。1915年父親逝世，自己又失業，患病，仍自學二胡，處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時創作。第二年被江蘇省立五中聘為音樂教員，并在該校組織了絲竹部和軍樂部兩支樂隊，在這段期間，他專心于向江南民間音樂家周少梅學習二胡，向沈肇洲學習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學習古琴，沿途還一路尋訪民間藝人，采集各處民間音樂。

    1921年，劉天華到上海參加“開明劇社”樂隊，在江陰組織“國樂研究會”，自1922年起，劉天華先后任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國樂導師、北京女子高師和國立藝專音樂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學生有曹安和、王君儀、韓權華、蕭伯青、吳伯超等。在任教之間，他還跟隨俄籍教授托諾夫學習小提琴，同時悉心鉆研西洋音樂理論。另外，他常將街頭賣唱藝人請入家中記錄他們演唱、演奏的曲譜并給予報酬，留下《佛曲譜》和《安次縣吵子會樂譜》兩部遺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橋搜集鑼鼓譜不幸染上猩紅熱，于6月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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