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象牙塔里的女孩

    顧圣嬰出生于上海一個書香之家，父親顧高地是愛國將領，曾任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秘書，母親秦慎儀是原上海大同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高材生。早慧的顧圣嬰5歲即入開設鋼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學，自三年級起獲歷屆比賽第一名。她先后師從邱貞藹、楊嘉仁（李斯特的再傳弟子）、李嘉祿（1940年代末就在美國各地巡演，回國前曾接到美國許多大學的聘書）教授。她還跟從馬革順學理論，沈知白學音樂史，文學則受惠于傅雷。顧圣嬰自幼所受的音樂教育和鋼琴訓練，其正統和純粹性在那個年代是絕無僅有的，她純正的“血脈”和早慧的天資后來造就了一個無可替代的鋼琴天才。那個年代，國內以自學成才為主的其他鋼琴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

    1953年，16歲的顧圣嬰開始登上音樂舞臺，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肖邦《F小調第二鋼琴協奏曲》大獲成功，第二年即擔任上海交響樂團鋼琴獨奏演員。1956年后，顧圣嬰師從蘇聯著名鋼琴家塔圖良和克拉甫琴科，這使她的眼界大開，琴藝日趨精進。在莫斯科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克拉甫琴科說：“顧在每一堂課上，都以自己的成績使我感到驚訝。她每天彈奏10到12小時；她一年學會的作品，至少比我國音樂學院用功的學生學會的樂曲多一倍。”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海外稱傅聰、劉詩昆、顧圣嬰、李名強、殷承宗為“中國鋼琴五圣手”。除了傅聰，其他四人在國內外名噪一時（稍后這個名單里加上了鮑蕙蕎）。顧圣嬰更是獨領風騷。1957年，19歲的她在第六屆莫斯科國際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中榮獲金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在國際音樂比賽中奪得的第一個金獎，四十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堪稱奇跡。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著名鋼琴家波利尼獲男子鋼琴最高獎），西方音樂界反響強烈，瑞士國家電臺、電視臺分別向全歐洲轉播了頒獎音樂會的實況。1964年，她在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后國際鋼琴比賽中再次獲獎。

    匈牙利的評論家說:“她給貝多芬的樂曲注入了魅力和詩意，在聽眾面前表現了巴赫的嚴肅、舒曼的豐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優美。”保加利亞的評論家說：“她的演奏著重詩意和發自內心的感受……肖邦的樂曲在她的手下呈現出不可再現的美”。更有國際權威評論稱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鋼琴詩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驚奇的結合”。

    顧圣嬰的演奏風格有著強烈的個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詩情，又有端莊含蓄的魅力。用劉詩昆的話說，顧圣嬰的鋼琴風格是“輕功”，秀麗澄明的音色，輕巧快速的觸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盤。她周圍的人，無論老師同學，同事朋友，提起她的為人都是眾口一詞的稱贊：優雅的家教，謙遜的人品，聰穎的天資，出眾的才華，樸實的衣著，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純潔，但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卻成了被侮辱被損害被拋棄被碾碎的正當理由。

    非正常死亡

    從上世紀50年代起，顧圣嬰一直按照組織的要求學習進步：1954年加入共青團，當年就被團市委表彰為先進青年，后又當選為市文化局團委委員、局優秀團員、三八紅旗手，并成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她生活樸素，平易近人，熱心為工農兵群眾服務。

    在上海愚園路，互為近鄰的傅家和顧家是通家之好，傅雷為顧圣嬰補習文學，還給她介紹過鋼琴老師。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婦先后在家自盡。翻譯大師之死，無疑給了顧圣嬰和家人自我了斷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樂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災區。上海交響樂團的文革受難者，除了顧圣嬰，還有指揮陸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對”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處死刑槍斃。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個被處決的高級知識分子。樂團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殺身亡。上海音樂學院在文革中有十七個“非正常死亡”：以死抗爭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楊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藥然后開煤氣自殺，鋼琴系主任李翠貞1966年開煤氣自殺，音樂理論家沈知白1968年自殺，管弦系主任陳又新1968年跳樓自殺……當這些教授們被“斗爭”時，不但遭到紅衛兵的毆打，而且被強迫和其他被“斗爭”的教員互相毆打。紅衛兵命令“牛鬼蛇神”們站成兩排，打對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會被紅衛兵加重處罰。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風暴”中也是令人發指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來滬串聯后感嘆地說，我們學院怎么一個自殺的都沒有呢。

    階級斗爭的火焰終于燒向了顧圣嬰。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場批斗會，顧圣嬰被拉到臺上，被定性為白專典型、里通外國的叛徒、修正主義分子、歷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頂頂大帽子飛向顧圣嬰，造反派們讓她回去，準備第二天接受專場批判。

    1967年2月1日凌晨3點左右，一輛救護車朝愚園路749弄中心醫院呼嘯而來。擔架抬下來兩女一男，已經沒有了氣息。醫生匆匆寫好死亡鑒定，旋即擔架被推到太平間。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圣嬰。尸體燒掉后，沒有親屬保留下骨灰，風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誰敢來收尸呢。關于一家三口臨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為永遠的謎。那一年，才華橫溢的顧圣嬰不足30歲。

    那個時代，各級部門的負責人對自殺現象毫無人道關懷，一個人自殺以后，他們所在的單位非但不會放棄對他們的批判，反而會給他們加上“畏罪自殺”的名義，讓他們罪加一等。巴金回憶說：“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判，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