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鄭小瑛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指揮界獨樹一幟。在三八婦女節來臨之際，本報記者就女指揮家所處境地及面臨的問題，對鄭小瑛進行了專訪。

    性別歧視一直存在

　  記：有人說女性不適合站在指揮臺上，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鄭：要看是誰了，不要籠統的講。在音樂界性別歧視一直就有，像卡拉揚樂隊的一個女黑管都鬧了那么大的風波，何況是指揮。指揮本來就是男人的崗位。當我出現在西方人面前，他們很驚奇。因為當時熱播的電影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這些，中國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電影中的形象，而我這樣一副“呼風喚雨”的樣子讓他們很難相信我是中國人。

　　2002年底，我到美國威斯利安大學講學，很多美國女研究生寫信給我，說我給了她們很多啟發。她們說從我身上期待很多個人奮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訴她們我沒有那么多傳奇經歷，我的領導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機會來了就送我去學習，學習優秀就委以重任。新中國在知識分子階層沒有性別歧視，因此我的職業道路很順利。

    記：那么據您所知國外的女指揮家的境況如何？

    鄭：1987年，我去拜訪美國的一個女指揮安東尼奧·布里克(Antonia  Brico)，當時她已經80多歲了，她坐在沙發里面不能站起來了，但目光很有神。她見我第一句話就問：“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我說：“沒有，我是中國國家歌劇院的首席指揮，同時也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她說：“你非常幸運。在美國，人們對女指揮有很深的成見。”我當時還不大明白，但是后來布里克去世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國朋友寄給我的登載布里克辭世消息的報紙，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一個沒有被認識的天才》，上面說如果她是個男性，她應當屬于世界一流。我這才知道她在世時為什么心里這么委屈和抱怨，她曾經指揮過柏林愛樂，也指揮過紐約愛樂，但她從來沒有在一個重要樂團當過總監，只當過客席。美國的一些婦女協會（通常是一些很有錢的寡婦）出資為她組建了一個散裝的樂隊，表示對她的尊重和支持，僅此而已。所以相比較而言，我感到很慶幸。

    記：當年您去蘇聯留學的時候，女音樂家的情況是怎樣的？

    鄭：我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時候當時沒有女生，后來在列寧格勒，有一個女生跟我抱怨說：“我將來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只能到西伯利亞去了”。有一次我的老師安諾索夫帶我去見他的女學生杜達洛娃（Du?鄄darova），她是蘇聯的第一個女指揮，她向老師打趣說：“您不是再也不招女學生了嗎？怎么又招了一個？”老師說：“這個不一樣，她是從中國來的，她很有才華”。后來我問老師為什么不教女學生了？他說因為培養一個指揮，國家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蘇聯，女性一般結婚后就不再出來工作了，所以是一種浪費。

    女性必須更加優秀才有機會

    記：和男性相比，女性音樂家在事業上會有哪些優勢嗎？

    鄭：從承擔的任務和專業條件上來說，男性和女性應該說沒有什么不同，在音樂上是沒有辦法區分男性女性的。在樂隊面前，演奏員不會因為你是女性就會降低對你的要求，容忍你的失誤或者無能，倒是更加容易挑剔。我常對西方的記者講，我的成長中間沒有受過性別歧視，但也沒有受過性別優待，從來沒有因為國家要樹立形象之類的，去安排一個女指揮家，不會這樣。

    但是，女指揮需要克服更多生理上的特殊困難，特別是婚后往往被家庭和孩子拖累，總不能因為你家庭不和或者孩子生病，就讓樂隊與合唱隊的幾十、上百人等著你吧？指揮白天要排練，晚上要準備總譜或演出，這就需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堅強的毅力和寬廣的胸襟，要有足夠的自信，工作不能優柔寡斷。因此，我在挑選女學生的時候往往更加看重她們的性格，然后才是素質的考察。

    記：現在如果有女生想學指揮，您對她們有些什么建議？

    鄭：我在中央音樂學院作系主任的時候對女生是平等的，當時和我同事的幾位老師還多少有一點偏見。有些女生是很優秀的，像張弦（現為紐約愛樂樂團副指揮）、郭爽（后來赴德學習，曾在芬蘭西貝柳斯國際指揮比賽中獲獎）、金成華（本科畢業后赴德深造，在德國的歌劇院任音樂指導）等等。

　　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優秀的女生越來越多，沒辦法不收她們。在學校里是這個行情，也許將來有一天在指揮臺上也會呈現這個現象。只要女孩子優秀、努力，沒有男的比她們強，為什么不用？中國女性正因為傳統受壓，所以性格中有一種韌性，不怕壓制，不怕困難，有一種事業成功的追求。

　　但是現在就業確實非常難，也有許多優秀的女孩來找我想學指揮，我先給她們潑冷水，我說現在出去是找不到工作啊，除非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強。我那個年代比你們現在好，那個時候沒有性別歧視，要有這種思想準備。但她們執著得不得了，而且很多人要以我為榜樣。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社會很多歧視婦女的東西傳進來了。現在一個女指揮，除非她特別優秀、特別出類拔萃才可能有機會。

    女音樂家并不都是小肚雞腸

    記：當時創建“愛樂女”的時候是不是也是想為女性音樂家創造一些機會？

    鄭：其實當時并沒有刻意去這樣想，就是覺得市場經濟對嚴肅藝術沖擊很大，樂團都不演出了，演員們要么去鉆棚錄音、要么去走穴賺錢，學生們就知道鄧麗君，也沒人聽交響樂了。我和司徒（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朱麗（總政歌劇團首席）湊到一塊偶然說起這個事情來，覺得大家都不上班了，就是在家做飯、看孩子，能不能找一些賦閑在家的女樂手，搞個小樂隊去學校演一演，介紹點室內樂之類的。于是她們就打電話聯絡，結果第一次排練，居然來了十幾個人。當時我們高興壞了，很受鼓舞，因為之前說好是沒錢的。我們幾個都是女的，就起了“愛樂女”這個名字，當時就覺得女的是不是能好說話一點啊，大家也都很喜歡，于是就這樣叫開了。

　　現在回想起來，“愛樂女”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集體，大家到了一起都很親熱，說的都是演出排練的事，沒有人提錢。女音樂家不是人人都小肚雞腸，女音樂家也有非常大氣的。通常來講，男性覺得好像要陽剛，女的比較柔和，但也不一定，男性中也有很抒情的，甚至是很脆弱的，相反女性中也有比較剛毅的，這是個性問題，不能以性別來區分。因為沒有錢，所以看重錢的人就不來了，來的都是愛藝術的、性格開朗的、不太在乎的。當用一種理想來團結大家的時候，會有一些人走到一起來，我們在7年中演了300多場，不容易啊，都是不計報酬的。后來有人給我們捐一些錢，也無非就是交通補助啊之類的，現在想來真的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