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兢業業的教學生涯

　　1911年，李叔同學成回國。此時，由于經營不善，他的家業已經瀕臨破敗。他不諳經商之道，經商也不符合他的志趣，所以他對此也并不十分看重。回國后，李叔同以教師為職業，繼續從事樂歌和圖畫教學活動。他先在天津直隸模范工業學堂教授圖畫，1912年初離開天津南下上海，就職城東女學，教授文學和音樂。同年，他應柳亞子之邀任《太平洋報》廣告部主任。1912年夏，《太平洋報》負債過重，大有停辦之趨勢，李叔同于是應浙江省立兩級師范學校（1913年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經亨頤的聘請，赴杭州任該校圖畫和音樂教師。從此，他一改西服革履的著裝，改穿長衫布鞋，過起了樸素清苦的教師生活。當時，夏丏尊、馬敘倫、沈尹默、姜丹書等名流也在該校任教，學校的聲譽很高。李叔同到該校任教后，由于師德高尚、學識淵博，深受師生愛戴，圖畫和音樂這兩科原本比較薄弱的課程，地位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

　　作為一名教師，李叔同對學生在學習上要求嚴格，在生活上關心備至，他曾用自己的薪水幫助學生劉質平出國深造。在教學中，李叔同親自編寫各種講義，他撰寫的美術史教科書，是中國人自行撰寫的第一部西洋美術史。李叔同以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西洋音樂、美術學養，及其人格魅力和敬業精神，培養了一大批音樂和美術的優秀人才，在我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國“五四”時期不少著名的音樂家、美術家和作家，如豐子愷、劉質平、吳夢非、李鴻梁、潘天壽、曹聚仁等，都曾受到過他的教誨。

　　李叔同在音樂教育實踐中，始終把培養學生的審美能力放在優先地位，這與他的老師蔡元培美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人格審美教育”不謀而合。在這方面，李叔同的同事和學生有過許多贊譽和評說。夏丏尊曾說：“我和弘一法師相識，是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校任教的時候……當時我們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氣息，懺除將盡，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功夫。我擔任舍監職務，兼教修身課，時時感覺對于學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圖畫音樂二科，這兩種科目，在他未來以前，是學生所忽視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重視起來，幾乎把全校學生的注意力都牽引過去了。課余但聞琴聲歌聲。假日常見學生外出寫生。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于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以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誠敬中出發，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豐子愷曾說：“他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后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曹聚仁曾說：“在我們的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無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他們……同學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志以藝術作終身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學生對李叔同，也心存感激。比如，劉質平不但視李叔同為恩師，更終身以慈父侍奉之。李叔同出家后，一次他大病尚未痊愈，有位高僧請他赴西安宣示佛學，他自知此行生死難卜，臨行前立下遺囑。劉質平見到遺囑后，料想老師此行兇多吉少，便立即跑到碼頭，苦苦相勸，最后把李叔同背下船來，送回原地繼續養病。

　　1918年農歷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結束世俗生活皈依佛門，出家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最終成為佛教的律宗大師。

      對近現代音樂的重要貢獻

　　李叔同為我國近現代音樂作出了許多卓越貢獻，一些貢獻和成就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具有開創意義。

　　1905年，李叔同曾手書《祖國歌》的詞譜，作為“滬學會”補習班的唱歌教材。這首以中國民間樂曲《老六板》為基本曲調的歌曲，抒發了強烈的愛國熱情，深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很快由上海傳唱到其他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1905年，李叔同編印出版《國學唱歌集》，歌詞選用了《詩經》、《離騷》、唐宋詩詞等，表現出作者深厚的“國學”底蘊和對國學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