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身為大三學生的朱同德又遇到了一個機遇——考出國。在那個年代，出國對于一名普通大學生來說是不敢想的奢望。當時的中國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包括參加出國考試的資格，都是由學校指派。學校不僅要考慮能力，而且還包括家庭成分等各方面都要考慮。朱同德很幸運地被選中了，因為他不僅品學兼優，而且出身非常好，是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朱同德清楚地記得，那次考試非常嚴格，全國最高的音樂家擔任評委，包括李德倫教授、吳祖強教授、上海的賀綠汀老師等。這些國內所有的大音樂家擔任著考試的評委足矣看吹那次考試的嚴格程度，不僅是學校，包括國家都非常重視這次選拔。但是嚴格的考試并不影響朱同德的發揮，朱同德很順利地考上了。相比于朱同德當年考大學時的往事，這次出國就顯得非常輕松。學校當時非常配合，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培養，學校還專門派了一名俄語老師每天教考上的學生俄語，當時就連《俄華大辭典》都是學校給買的。后來學校感覺學生們的俄語還是提升不夠，就專門將朱同德和同學們送進了北京外語學院進行專門的俄語學習。朱同德說：“當時在魏公村的外語學院整個強化訓練了一年，這才感覺到像是真正開始上學，在上大學。每天起床做早操、背單詞、吃飯，白天上課，晚上復習，每三個人一個輔導老師，每個禮拜都這樣，禮拜天就上頤和園去背單詞。當時國家正處于困難時期，每個人都因吃不飽而浮腫，但是對我們學音樂的學生卻是非常照顧，尤其是學管樂的，每天兩個雞蛋，還有牛奶。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國家，沒有國家的支持與培養，怎么會有我的今天。在舊社會，我只是一個苦哈哈的農民子弟，哪能受到這樣的待遇？飯都吃不飽，更不要說是去出國讀書了。”
       朱同德因為參軍，高中的課程并沒有學習，所以大學一連上了八年，其中包括在蘇聯的四年。
       到蘇聯后，朱同德心懷著對祖國的深切感激，便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到了學習中，希望回國后能為中國的音樂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解放之初，中國的音樂教育存在兩個系統：一個東歐一個蘇聯，當時中國的教學模式大多還是按照蘇聯的教學模式。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音樂水品相對來說還算不錯，但是在軟件硬件的差別還是比較大。朱同德到了蘇聯后，在專業上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而且蘇聯的空閑時間比較多，幾乎沒有任何干擾，只是單純的上課與學習，尤其是寒假暑假都很長，大概兩個半月到三個月左右，朱同德完全用來學習。朱同德回憶道：“在蘇聯時，學習時間的很多，只要你有時間，你想練習多長時間都可以。雖然國家之間開始緊張和敏感起來，但是同學和老師對他們還是非常友好。每個月可以在學校領到50盧布的生活費，節省一些一切花銷就都夠了，雖然生活不算富裕，每天吃最便宜的飯，或者買點面包抹點黃油，也能吃飽，還是要比國內的生活好一些。期間我曾回國2次，一切費用都是國家承擔。中國在當時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對人才還是非常重視，這在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那可正是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就連領導人都吃不飽飯，我一個普通的農民子弟能不感動嗎？要不我一直在說，沒有國家的培養根本不可能會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