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樂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視野

    在西方音樂傳入我國的一百余年里，圍繞著西方音樂的歷史發展、形態結構、美學特征、學科定位與發展等一系列研究話題，中國音樂學者展開了辨偽求真的學術大討論。尤其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里，這場圍繞西方音樂的討論更是在學術反思、學科走向與前景、研究視域、視角、視野等更深層次的自主性學術研究思維上有了進一步提高。本文以西方音樂在21世紀的中國為考察對象，以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接受問題為根本出發點，在其時代性與地域性兩方面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觀念與視角，構思一種學術研究中新的邏輯思維，即嘗試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當代中國視野”。　　

一、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文化定位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國際之間不僅在政治、經濟上的依存關系變得更為密切，在文化上的交融更是以互聯網為傳播媒介飛快地穿梭在世界各國，甚至出現了貿易未定、文化先行的發展趨勢。文化上廣泛地交流促使各國文化生活的改變，而文化活動又是文化學術研究的直接承載者與受益者，所以各國的文化學者就不得不重新審度原有的研究視角。有一句描述音樂文化易于傳播的話說：音樂家是有國界的，但是音樂是無國界的。音樂正是作為一種國際性的語言，以其獨特的審美特征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西方音樂作為西方文化在中國傳播的開路先鋒，首當其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生活。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國人思想的進一步開放，國家經濟建設邁入平穩的發展軌道中，物質上的富裕也必然帶來精神生活上的更廣泛的追求。在音樂生活中，外國音樂家來華獻演次數的增多，音樂學術研究上，隨著請進來、走出去的交流活動日益頻繁，西方音樂對中國音樂事業發展的影響也逐步顯現出來。從以下兩個方面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西洋樂器演奏家在國際舞臺上表演次數的逐漸增多以及演出受歡迎程度的提高，在國際音樂比賽中獲獎的次數與含金量的不斷提升，都促使中國國內出現了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學琴熱”（以西洋樂器為主），這種主動接受音樂教育的熱潮無論是出自興趣培養還是為進入以后的職業演奏生涯，都使得西方音樂開始慢慢根植于中國，并且生根發芽。從中國國內多數音樂廳、歌劇院等演出場所對西方音樂作品上演的頻率到外國演出團體來華獻演的次數增多，再到歐美流行音樂巨星受到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狂熱追捧的態勢。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的這一代人，從接受音樂教育到音樂審美活動，積極地選擇西方音樂為對象成為中國音樂生活中的主要趨勢。從中國的音樂審美接受方的角度可以看出，西方音樂及其身后的西方文化逐漸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已成是大勢所趨之態。　　

    而我們必須要認清一個不爭的事實，西方音樂是屬于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屬于全世界人民，也同樣屬于中國。西方音樂應同中國原有的文化藝術一樣得到中國人以及中國學者的同樣對待。本文認為對于西方音樂這一概念在中國的理解與定位，首先就必須打破西方音樂中“西方”這一名詞在地理概念上給中國人與中國學者造成的先入為主的概念界定與思維桎梏。如果這種觀念不被破除的話，中國學者們無論運用任何視野進行西方音樂的研究，都有可能成為西方文化話語獨白的追隨者。就像西餐傳入中國后其根本效用沒有改變，是為了果腹；西方醫學、西藥傳入中國后根本效用是為了治病救人。如果說西餐、西藥這種有形的物質產品可以被中國人接受并且服務了中國人，那么西方音樂也同樣作為一種精神產品豐富著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也在眾多方面促進著中國音樂事業朝著更加完善、繁榮的方向發展。本文對于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文化定位并不是一種硬性的、具體化的學術界定，而是為展開本文的論述所貼上的張力性的“標簽”：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客觀存在的藝術、當代中國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當代中國視野的概念界定與內涵　　

    本文提出的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當代中國視野”，作為學術研究中的一種新構思，其概念界定應有以下方面：在全球化文化大發展的潮流與時代精神上，結合當代中國音樂生活的主要特征與發展趨勢，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研究西方音樂的基本規律，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探索如何發展我國的音樂文化事業，在以上特點為基礎上，為構建屬于中國特有的西方音樂研究的理論體系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發展我國音樂事業，更好地為我國的音樂生活服務。“當代中國視野”是基于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與文化傳統下，本著時代精神的特點，探索學術研究中一種新的視域。在音樂的本體研究上并沒有將西方音樂與西方文化割裂，在歷史寫作上又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發結合當代中國的音樂生活。其理論內涵需要具有調和西方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關系的杠桿作用，并且還能夠具備調節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過程中在傳統文化體系下構成的研究視域與當下中國文化語境相一致的功能。其理論價值也需要在學術研究以及研究理論付諸于實踐的兩個方面上才能體現出來。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當代中國視野”只有將理論成果與實踐活動兩者有機的結合，理論指導了實踐，實踐又驗證了理論，才能突顯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的獨特性。　　

    三、從音樂作品的解讀方式探尋學術研究中的當代中國視野　　

    西方音樂研究是一門求知對象為藝術的學術。用理性知識的長矛去觸及一門非理性的、同時又是“舶來品”的藝術門類，應該認識到西方音樂作品這一研究對象應始終處于西方音樂研究的主要位置。　　

    不可否認的是，西方音樂作品在其創作過程中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更多的是屬于西方的，跟作曲家的生活環境、創作取材以及整個西方的社會思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但并不代表必須要限定在西方文化思維模式下進行音樂作品的解讀，因為西方音樂作為一種精神領域的文化產品是可以被全人類共同享有的。如果將西方音樂的解讀方式僅僅圍繞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把西方模式奉為圭臬，那么必將是對音樂作品藝術性的褻瀆以及對偉大作曲家崇高人格的無視。任何一種藝術的解讀方式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都有著“一千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個性化特征。西方音樂在中國同樣也形成“當代”與“中國”這兩個時代與地域上的文化解讀特征，這一特征受時代的影響，伴隨著中國人的審美旨趣的不斷變化以及從中國人自身的文化傳統出發而產生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音樂解讀方式。并且這種在當代中國視野下對于西方音樂的個性化解讀，可能隨著多數音樂受賞者（包含西方在內）的認可與接受上升為一種共性化解讀。　　

    如果說音樂作品的解讀方式在不同時代和地域有著不同的個性化特征的話，對于音樂作品以及作曲家的研究就更應該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就像在音樂解讀上不能只限定在西方模式下一樣，對于西方音樂的學術研究如果也只按照唯西方方法論至上的模式，不僅不符合學術求真精神，也深深地阻礙著音樂學學科的發展以及難以挖掘這一學科在更深層次上、更多元化視角上的學理價值。對于中國的西方音樂研究來講，需要從音樂作品的個性化解讀特征中探尋出一種學術研究中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的思維邏輯與研究視野。而且強調中國的本位意識，站在中國的獨特視角上觀察和研究西方音樂并提出我們自己的問題，并從中發掘我們自身的理論創新能力，也即本文論述的主題核心，嘗試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當代中國視野”。“當代中國視野”的運用不僅擴展中國西方音樂研究的新視角，發展中國的音樂學研究；也在為打破自西方音樂學這一學科建立以來，西方所獨有的以西方音樂為研究主體，西方研究模式為唯一模式的學術壟斷現象做著積極的探索。　　

    需要補充的是：本文從藝術活動中音樂作品的不同的解讀方式這一角度出發所引申出的學術研究中的“當代中國視野”，并非是將藝術與學術兩者混為一談。藝術和學術分別代表著人類精神活動的兩個不同的范疇，它們完成不同的目的，也指向不同的終極價值。　　

    四、基于兩個統一原則下的當代中國視野　　

    在西方音樂研究過程中，西方音樂與西方文化的聯系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并不否認兩者之間的關系，但西方音樂作為精神文化產品其客觀存在性也是不能被忽視的。對于這種客觀存在的精神文化產物的研究，就需要關于物質運動的唯物辯證理論為研究視野提供支持。　　

    其一，時間與空間相統一。在音樂學學科還未建立以前，西方人對音樂發展在理論研究上的審視、反思、批評、創新就從未間斷過，這種音樂理論研究隨著音樂學學科的建立走向了更高層次。僅從歐洲19世紀以來實證主義的興起到衰落，再到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西方（主要是美國和英國）“新音樂學”的出現來看，西方的音樂研究方法論與研究視角的探索所呈現出兩個基本屬性就是以時間為線索的時效性、持續性和空間（地理）上的廣延性。在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這一百年余年里，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的方法論更多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隨著外來方法論的使用，我們的研究視角也就不得不跟隨著西方了。這其中受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頗深，所謂先入為主的觀念正是西方音樂來自西方，我們就必須要跟著西方的腳步走。隨著時代與多元化文化的發展，西方音樂在中國文化定位的改變和中國學者本位意識的不斷加強。本文所提出的“當代中國視野”則順應了時間與空間相統一的原則，并在此舉一篇文章為實例。　　

    在本文所能檢索到的文獻資料范圍內，最早將“當代中國視野”這一研究視角運用于音樂學研究的應該是錢仁康先生，這里以錢仁康先生于1986年發表在《文藝研究》第1期的文章《畫題、詩題和音樂的標題》（此文在發表時的原名為《詩歌、畫題和音樂的標題》）為例，分析其時間與空間的統一。這篇文章發表于1986年，也即是“文革”剛剛結束后的第十年。這一時期在中國文化學者對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百廢待興而又一籌莫展的時候，錢仁康先生首先站在時代的浪頭上通過對標題音樂和非標題音樂的研究向中國音樂界提出了一種思想輔正。錢仁康先生在這片文章中這樣寫道：“四人幫”在音樂界造成的思想混亂，其流毒至今還遠遠沒有肅清。直到現在，作曲家對于非標題音樂的寫作，還是噤若寒蟬，在我們的音樂生活里，這種現象是很不正常的。這段論述為提醒、糾正當時我國音樂界一些消極的思想做出了探索，具有鮮明的時代的烙印。標題音樂自產生后就伴隨著西方音樂理論界對其在藝術價值層面的討論，而傳入我國后尤其是“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對其認識也必將受到時代與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而錢仁康先生以其深厚的國學功底以及對于西方音樂文化超凡的分析能力和洞察力，通過國人較為熟悉的中國畫和中國詩歌的橫向比較，展開了標題音樂的研究。這種通過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研究西方音樂的視角則充分展現出地域上的優勢。盡管這篇文章并有真正的標注是使用何種視野進行寫作的（這跟錢仁康先生的治學方略有著極大的關系），但從中可以看出錢仁康先生在西方音樂研究的過程中與時俱進的眼光和準確的文化視角的定位，無疑是對后來學者極大的啟示。　　

    其二，理論與實踐相統一。任何一種研究視角、視野的提出都是為了更好地進行理論研究、建設理論體系，而理論研究的目的是要付諸于實踐，實踐又反過來檢驗理論。如上文所述，從當代中國音樂生活的實際出發，西方音樂在我國的文化藝術中所占比例已突飛猛進。根據這種實際情況，就要求中國學者對于西方音樂要一次進行整體性與全面性的重新認識，這其中包括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文化定位問題。如果我們可以認清當代中國音樂生活的實際情況，就不難看出西方音樂的理論研究需要適應于當前的這種實踐活動，所得出的音樂理論要實際應用于社會音樂活動中去。如果背離了這種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所得出的音樂理論無法應用到實際的音樂生活中去，也就失去了檢驗音樂理論學理價值的唯一平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理論更好地指導實踐的話，通過實踐又能踐行、檢驗理論。本文所提出的“當代中國視野”也正是說，從這一視野去觀察當代中國實際的音樂生活中西方音樂處在一種什么位置；在中國文化藝術中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在中國人的心中是如何被接受與傳承的。圍繞著這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一個核心點便顯露出來，西方音樂在當代中國的音樂實踐中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支持？“當代中國視野”正是在基于理論與實踐二者雙向雙通的聯系中而提出的。　　

    就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接受問題上來看，甚至還需要投入更大的學術資源研究圍繞在這一領域上的諸多問題，需要有更多的音樂學界的專家、學者進入到這一領域中來將西方音樂的研究引入一個更好的學術環境中，使西方音樂研究更加具有學理與實踐的雙重價值。在當下中國音樂文化自身發展的趨勢以及世界多元化下文化大交融的潮流對中國音樂學術界的影響下，就必須要探索出一種既要與時俱進，又要符合中國國情與傳統的西方音樂研究新觀念、新思路。本文認為，西方音樂研究在中國的一個初級目標是：將西方音樂這種藝術現象作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探尋其中的藝術蘊意與文化特征，尤其是建立在立足中國傳統與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音樂研究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能夠更好地建設與發展中國音樂事業的理論道路。為實現這一初級目標，探索以“當代中國視野”研究西方音樂是有必要的。　　

    結語：本文以西方音樂在中國的文化定位及其在中國社會的接受問題為出發點，通過音樂的解讀方式引申出學術研究中新的視域，即探索在西方音樂研究中運用“當代中國視野”，并在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中尋找理論支持。西方音樂在中國作為一種“文化舶來品”，始終處在一種“異文化”的定位中，而在西方音樂傳入中國的一百余年的歷史脈絡中，中國學者從基于西方模式下的邏輯分析到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視角，無疑都是在藝術與學術兩個方面進行中西文化上求同存異的努力。西方音樂研究中“當代中國視野”的提出，也是在為這種努力進行的一種探索，當然這還需要從當代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實際的音樂理論研究過程中去實踐與發展這一新的研究視角.　　

    作者簡介：王索尼（1990—），男，畢業于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音樂作品賞析、西方音樂史、曲式與作品分析、音樂產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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