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編導帕特里克·德·巴納:“我不想做一個唐朝的復制品出來”
德國編導帕特里克·德·巴納
《長恨歌》彩排劇照,中為飾演楊貴妃的演員。
德國編導帕特里克·德·巴納受邀排《長恨歌》,完全來自一場巧合。那時他正為上海芭蕾舞團排《簡·愛》,逛外文書店無意間看到英譯版《長生殿》,頗為詩中為愛至死的女人動容,一口氣將之讀完。事后,他對上芭團長辛麗麗說,“如果再約下一部作品,就是它了。”
三年前的約定,即將兌現。7月30日至31日,上海大劇院聯手上芭制作的現代芭蕾《長恨歌》將連演兩場。一個月前,帕特里克領銜的編舞部分基本成型,提前看過彩排的工作人員稱,舞作風格獨到,超出預期。
楊小姐與明先生的故事
“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寫盡了唐明皇與楊貴妃的一朝癡纏與哀怨。二人的情事是昆曲和京劇的最愛,也備受當代影視追捧。但被改編為現代芭蕾,卻是第一次。
現代芭蕾《長恨歌》完全以白居易之作為文本。全劇共設六個要角,唐明皇、楊貴妃、安祿山、陳將軍、高力士與月神,通過雙人舞、三人舞、群舞的建構,勾勒出各自的人物性格與情緒。帕特里克稱,新添的月神并非臆造,而是來自古詩。在他眼里,楊貴妃屬于月宮,而非尋常女子,作品結尾便是楊貴妃重回月宮,月神正是主事的仙子。
如果說將《簡·愛》改為現代芭蕾,還是西方語境中一次不算費力的闡釋,那么讓這位久居歐洲的編導解讀中國傳統故事,則多少有些冒險。然而常人想象中的中西文化之隔,對他來說,卻并不構成問題。在他看來,愛本身沒有顏色,不存在地域與國別的限制,也不是非要中國人才可以說唐朝的故事。
“因為歷史總是在重復,我們應該睜眼看古識今。”他的編舞思維,顯然并不局限于唐朝。
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故事,不論古今早已發生千遍,搬到任一個時代都可以套進去,它可能發生于王家衛的電影,也可能重現于2016年的香港。給舞者解說時,他也并不強套歷史,而是讓他們將之當成普通的楊小姐與明先生,不貼標簽。
他并不想做一個唐朝的復制品,就像透過鎖眼看世界,“說到底,講的還是人共有也共通的情感。”
這種文化上的自由游弋,得益于帕特里克跨國式的成長經歷。他的祖父母來自波蘭和匈牙利,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尼日利亞人,身上淌著四國血液。他拿的是德國護照,卻成長于西非,先后居于瑞士、西班牙,又以舞者和編導的身份游走于世界。
“在德國,當地小伙伴都不帶我玩,他們覺得我是黑人。在非洲,我也不是那么受歡迎,又被認為是白人。”他自小沒有過真正的“家”的概念,去了俄羅斯,他輕易愛上了那里,來到中國,他也對中國情真意切。地球就是他的故鄉與鄉愁。四海為家讓他練就了適應各種環境的本領,也生出了對“自由精神”的親近與畢生的追逐。
對悲劇有天然的親近性
從《簡·愛》里的瘋女人,到《生靈》里的尼金斯基,再到《無法企及之愛》攸關MH370,及至《長恨歌》,帕特里克對“瘋狂”與“悲劇”,似乎有著天然的親近性。
有一次,帕特里克步行至徐匯龍華寺,路遇一個賣字的流浪老人,走上去聊天,才發現老人竟能用德語酣暢交流,“一些看上去病態或瘋狂的人,你看進他們的內心,可能會看到驚喜。”就像一張又白又平的紙,被揉皺了才有可能成為有棱有角的藝術品,帕特里克喜歡從瘋狂、悲傷、折磨中,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細節與故事,過于簡單的事物在他眼里沒有美感,只會帶來干擾和局限性。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那么樂觀的時代,每天都在滾動播出殘酷新聞。當被這些殘酷包圍,為什么不去表現?”帕特里克自稱現實主義者,有人選擇無視現實、粉飾太平,他卻不懼于看見并說出真相,舞臺作為人生的一部分延伸,不應該只用來做迪士尼童話。
對苦難與悲劇天生的關注,也與帕特里克曾在非洲生活的經歷有關。在那里,他常常見到骨瘦如柴的兒童,餓到沒力氣去驅趕停在臉上的蒼蠅,“看到那些,你會停止做夢,停止假裝美好與快樂。”他希望借助舞臺,一展對悲劇的思考,“悲劇不美,但時刻與我們同在。”
《長恨歌》誕生的過程,也伴生過悲劇。今年5月,《長恨歌》舞美設計、印度尼西亞室內設計師嘉雅·依布拉辛突逝。這是嘉雅的第一個舞臺設計作品,未承想也成了絕響。
去世前,嘉雅剛將最新一份設計稿交付舞團,將其最擅長的東方意境帶入作品。帕特里克稱,舞美設計的靈感來自唐朝,舞臺空靈,有流動的空氣,也有風,就像一場夢。在嘉雅工作室與上芭聯手下,舞美正在趕工制作中。法國設計師阿妮耶思·雷特思圖擔綱的服裝制作,也已接近尾聲。
張藝謀和王家衛是帕特里克本人最推崇的中國導演,前者讓他看到靜默之美,后者向他展示了一個古老中國。巧的是,《長恨歌》開演當天,也正值張藝謀參與過的電影《楊貴妃》上映。這完全不在帕特里克的預計范圍,“就像一個征兆,一個禮物,太讓人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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