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席強聊天是件快事,每次都會有意外的驚喜。持續三天的霧霾后,我們在藍天白云下聊了起來。他的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音樂,更傳奇的是最近8年。
1985年,席強26歲時考入中國音樂學院器樂系,師從于我國著名音樂家劉明沅。1990年入中央民族樂團至今。在樂團工作期間先后任樂隊演奏員、樂隊隊長、副團長,2007年任團長。8年的一把手,8年的頭把交椅,席強把他領導的中央民族樂團推到國家一流院團的前列。
新作品是民族音樂發展的關鍵
上任前,席強坐樂隊、當隊長,即便是在做副團長時,他也是主抓新作品創作、委約新作品,所以當他當上團長伊始就下大力氣找新作品。因為他深知,在全國范圍內,民族音樂不溫不火的狀態不是因為觀眾喜好游離,而是因為演出作品匱乏,曲目老套。這種狀況已經發展到影響聽眾的觀賞習慣了。席強認為,民族音樂不僅要繼承、并且要發展、要創新。尤其是身處新世紀的民族音樂家,為后代留下富有時代感民族音樂是歷史賦予的責任。
記者曾經采訪過與中央民族樂團合作過的作曲家就有幾十位,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劉長遠。當年劉長遠的創作之路屢遭忐忑,挫折不斷,雖然小有建樹,卻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直到與席強見面后,至今他們所合作的作品已經有二位數,仍然每年都有委約。而劉長遠也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最近的一次音樂會中,當指揮向觀眾介紹作曲家時,觀眾席上竟然出現對明星才會發出的尖叫。
席強在委約時并不是隨便、任意的,多年的樂隊工作中讓他對新作品的要求有了諸多思考。他對所有作曲家的要求都會有這么幾個要求;一是要符合中央民族樂團的演奏形態,即樂曲要凸顯一兩件樂器,讓觀眾看后就有印象。席強之所以這么要求是有目的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有他的小九九。樂隊和指揮對觀眾,尤其是民族音樂的觀眾不足以擁有吸引力。但如果是協奏曲就不同了,一兩件樂器在樂隊前面則會形成近距離與觀眾對話的態勢。讓觀眾的注意力有焦點、有溝通。二是要有觀眾緣。不能太學術,也不能太自我。因為無論哪位作曲家都有一股一定要寫出最棒的作品的勁,如果這股勁使大了,作品就容易自我,容易擰巴,結果大多不為觀眾賞識。這些問題對于委約方來說顯然是不劃算的。席強認為,樂團的委約金都是來自國家的專項資金,是納稅人的錢,必須得物有所值,得讓觀眾感受到值得。
不跟風、不盲從
一直以來,很多業內人士認為,音樂季是一個專業樂團的重要標志。席強在多年的演出一線發現;對于民族音樂來講,音樂季并非是衡量一個樂團的標準。因為西方的交響樂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觀眾的欣賞習慣、消費習慣、文化習性都與中國的傳統有差距。西方觀眾每周聽音樂會是生活必須,他們會很早訂音樂季票,甚至會和親近的朋友一起購買,因為音樂會的前后也是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際時刻,這一點對他們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音樂欣賞習慣則有所不同:如同大篷車一樣的戲班子,任何戲班子都不可能獨占戲園子太久,就轉場了,除了大城市,一般都會有或長或短的斷檔期,當然也就沒可能養成習慣了。如此就更不可能賣一個季度的門票了。
席強經過長期觀察與思考發現,就觀眾群來講,西方音樂觀眾群與民族音樂觀眾群并非一個群體,他們之中既有重合也有分開。但僅就北京國家大劇院一個劇場來說,中央民族樂團擁有自己800以上的固定觀眾群。跟蹤他們的觀賞習慣又發現,只要有新節目,哪怕是整場音樂會只有一個新曲目,他們就一定會買票。否則則不會購票。依此分析,如果中央民族樂團也搞音樂季,這些固定觀眾群也許會給面子,但心里卻不怎么踏實。盡管中央民族樂團每年在國家大劇院有70臺以上的演出。
在音樂季中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音樂總監。音樂總監負責設計音樂季的曲目安排,這不僅從中可以看出音樂總監的能力,也可以看出他的價值取向。而中央民族樂團未設音樂總監,也非音樂總監負責制。既然如此又何必跟風弄什么音樂季呢?
變“一人一個”為“大家一個”
近年來,席強與著名導演王潮歌合作出品了兩部作品《印象國樂》與《又見國樂》(以下簡稱國樂),這在中國音樂界產生了不小影響。但是這個節目的形式卻是所有演職人員所沒有接觸過的,這對中央民族樂團真是個不大不小的考驗。
團里幾位資深演奏家,盡管工作技藝超群享有盛譽,但《國樂》系列中除了演奏外還要求演員登臺就“有戲”。這里包括;臺步、亮相、臺詞等等。這對于演員來說是心懷抵觸的——從學音樂那天起,就是靠音樂贏得觀眾青睞的,如今又是走臺步、又是念臺詞,這哪是音樂家干的活啊。開始排練中,老音樂家與導演之間就曾經發生過激烈的沖突。然而,席強并沒有退縮,他認定這個節目是值得的。他在全團大會上講,在小會上說,重要的人物還會私下交換意見。他告訴大家,由于《國樂》在演出中,樂曲的創作與表演保留了國樂最傳統的手法,同時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吟誦、演唱和語言表達,使音樂更富有內容和情感。舞臺上,演奏家不僅僅只是為演奏而專一性地表演,更重要的是通過獨白、影像、美術設計、服飾搭配與音樂融為一體,使音樂與舞臺形成了多視角、多色彩、多背景的藝術效果,同時,整場演出結合了中國民族樂器最經典的樂曲,使觀眾從歷史的長河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回顧與洗禮。當首演結束后,大家通過視頻看到自己的演出效果后,特別是媒體反映和朋友圈里的反映,他們意識到,這個形態的演出不僅不是對音樂的背叛,還是對民族音樂的傳承。大家的思想統一了,凝聚力也逐漸產生。不夸張地說,這兩臺節目即便是把所有資料公開,也未必就能效仿。理由是這需要強大的凝聚力,一個人一個心眼是絕對干不了的。
很久以來,席強經常思考一個問題:自古以來,中國傳統音樂中沒有音樂會這個概念,目前我們看到的音樂廳樣式的純音樂演奏的音樂會來自于歐洲宮廷交響樂體制,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音樂會這一說法。百年前很多中國人奇怪地問:音樂怎么還能開會?這里面有一個文化傳統與文化形態的差異問題。在古代,“樂”實際上是包含音樂、歌舞、詩賦的一種綜合性藝術內容。古代音樂的“樂府教坊”“瓦舍勾欄”等場所中演繹的各種器樂形式,包括各種地方戲曲藝術中的器樂形式,應該是融演奏、說唱、表演于一體的藝術。所以,近百年來,中國音樂以單一性舞臺形式而出現的音樂會模式,是借鑒學習了西方音樂模式而產生的,在形式上它是以樂器演奏的技術性表演為核心的純器樂曲。中國類似這樣一種形式的器樂合奏最初也是由宮廷走向民間的,一部分是由戲曲藝術脫胎而來。最重要的原則是,中國傳統器樂曲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呈現規律,且表演的場所不像西方那樣有專門的音樂廳和劇院,中國的民間音樂多以散落在各地的城鄉庭堂、田間地頭、廣場院落為表演場所。
席強上任后6年,他們的年演出場次為220場,創下記錄。明天,他將率領他的中央民族樂團奔赴美國,在美國最棒的三個劇場演出《國樂》。路上他還將把2016、2017年的工作計劃慎重地捋一遍。因為只有在飛機上,他才能靜靜地思考。
音樂周報 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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