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蛇傳》一出爐就在深圳演了1000多場，有人看了60多遍，包括我們的員工擦玻璃時都聽著這個音樂，全都會唱。《白蛇傳》的制作我們在有限的空間里運用了很多科技手段，有吊威亞，我們的雷峰塔有6噸重，演員郭愛婷就問我：“李總，我萬一砸死怎么辦?”我說：“你砸死我就封你為烈士。”她說：“我媽怎么辦?”我說：“你媽我養著。”真的是她在舞臺上表演哪怕錯半米就很危險。《白蛇傳》我們演出了1000多場，真的很成功。

　　進京 2003年成了最灰暗的時候

　　“到北京這幾年，差不多把我在深圳累積的家底都扔出去了。”

　　《白蛇傳》成功后，上海有個劇場邀請我們去演出，領導說：“必須在深圳駐場演。”我說：“那么好，劇拿不走那我走。”我就到北京了。很多演員都是舞蹈學院畢業后為了《白蛇傳》到深圳去的，有的在深圳落戶了。他們說：“我們來了。你走了，這戲還怎么演呀。”說我騙他們。我說：“我保證定期回來修改、排練。因為這是我的孩子。”那個時候我在深圳同時經營幾家夜總會，每年幾千萬的收入，但是對音樂劇，哪怕我失敗了我也要嘗試。有人勸我，你瘋了吧?你在深圳是娛樂教父級的，你干嗎去?北京，你了解嗎?這么個性的一個人，到北京還不頭破血流?

　　我在北京下飛機的時候，我是面如死灰，很痛苦。1998年我做了《西施》，找了王姬、胡文閣、孫紅雷、林強、秋歌、沙寶亮等等，那時候的作曲是張廣天。排到一半的時候，王姬說：“盾，要你姐姐還是要音樂劇?”我說：“要音樂劇。”她說：“好，那我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唱歌有點跑調嗎?”我說：“你就是跑調也得唱。”胡文閣那時候是唱歌的，還沒拜梅家唱京劇呢，他又唱又跳又獨白，他也瘋了，腦袋撞墻：“我還是死了吧。”經過那么艱難的磨煉，《西施》演了幾百場，后來又去武漢、大連，一共演出了600多場。但是，《西施》和《白蛇傳》都是雛形。2002年我把《白蛇傳》拿到北京演，請婁乃鳴來當導演。我花了800萬，在南二環租了地方。排到了2003年，排好了，“非典”來了，這對我來說是毀滅性的，到北京這幾年，把我在深圳累積的家底差不多都扔出了。

　　我那時像祥林嫂一樣挨家敲門，三寶也挨家敲門，沒人信。《白蛇傳》租下的場地是松雷集團的，遇上“非典”交不起房租。松雷集團董事長曾慶榮見到我問怎么回事，我希望她能把我的房租免了。她不知道我在做音樂劇，我就向她介紹音樂劇，介紹全世界觀眾對音樂劇的喜愛。她恍然大悟：“啊，那我支持你吧?你拿什么來擔保呢?”我說：“那只有我這個人了。我可以拿我后半生的生命來跟你簽約，我們來做音樂劇。”我帶她去歐洲看音樂劇，一天看兩場，她睡著我就捅醒她讓她繼續看。如果沒她的支持我就回深圳了，錢也造完了，在北京也沒有經營娛樂場所。從2004年開始，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藝術家來到中國，來到松雷，從那時候，音樂劇才正規地開始。

　　成功 從在角落里發抖到大家起立鼓掌

　　“當時的爭論使我這個對音樂劇很執著的人都在猶豫：對了還是錯了?”

　　1997年我就跟三寶有了約定，我提出做一個《蝶》。他說：“好啊，這個名字吸引我。”我們一拍即合，一路在全世界看音樂劇，不停地走。《蝶》的劇本先寫了三年，覺得還是有問題，偏戲曲。后來又進行了七八年的創作。那期間我在法國和中國不斷往返，法國音樂劇《巴黎圣母院》的創作全過程我都在跟著看，在法國合成時我被震撼得都要窒息了。后來我把《巴黎圣母院》的錄像帶拿回來讓三寶聽，三寶也很激動。

　　但《蝶》的創作還是不順利。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得三寶與外國導演發生矛盾。三寶與我的有些觀念也不一樣，也發生矛盾。大家全是摸著石頭過河，這種爭吵是必然的，誰也逃不過。受煎熬的是投資人曾慶榮，投了這么多錢，請了人跑到這里吵架來了。其實，《蝶》創作后，也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最不理解的就是怎么把《梁山伯與祝英臺》改成這樣。在上海大劇院演出時，有觀眾當場表示，說我們糟蹋經典和傳統。但是由于音樂劇在中國還不普及，很多人探討音樂劇的基點實際上不是圍繞音樂劇本身，而是他們眼中的傳統文化傳播等，用對待傳統戲曲的觀念探討音樂劇。現在再看關于《蝶》的爭論，我覺得都很正常。這些是音樂劇發展的正常過程。當時的爭論使我這個對音樂劇很執著的人都在猶豫，“對了還是錯了?”后來《蝶》參加韓國音樂劇節演出，一開演我就坐在角落里發抖，不敢出去見人，演出結束后突然爆發掌聲，大家起立鼓掌。這時我血液好像才開始回流，我明白我做對了。扮演祝英臺的演員還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偶像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