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音樂家，馬勒為自己的狂躁找到了一種華麗而完美的形式，他可以口無遮攔，他可以聲嘶力竭，他可以為所欲為地折騰，對于一個表現者來說，這是一種舒坦透頂的狀態。當自身為一種瘋狂所襲擊時，卻能將這種瘋狂轉化為一種美，還有什么比這更美妙得不堪設想的呢?

　　從馬勒的家庭生活來看，是很容易給人這樣一種錯覺，即他音樂中的悲劇品質來自他不幸的家庭。在奉“藝術來源于生活”為至高準則的中國，就更容易將“死亡”與馬勒音樂尤其是第九交響樂捆綁叫賣了。

　　對于一部分樂迷來說，無法走進馬勒的音樂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已習慣于對貝多芬的欣賞。貝多芬的音樂相對簡練，整體結構相對容易把握，從對交 響樂的欣賞角度來講，只有對其整體結構、節奏把握后才可能存在理解。因為貝多芬音樂的指向明確，樂思鮮明，也就相對容易接受，一部分音樂史家也因此斬釘截 鐵地認為貝多芬是古典主義作曲家，哪怕是他開了浪漫主義之先河。

　　相比之下，馬勒交響樂結構龐大，節奏更復雜。這一點就足以令不少樂迷難以逾越。從貝多芬式的結構規律，到馬勒的結構規律，這個跨度很大。同時，馬勒是浪漫主義晚期作曲家，音樂指向相對模糊，于是就會出現這種可能：聽著聽著，就不知所云了。

　　作為一個當代樂迷，可以不聽海頓，不聽亨德爾，甚至可以不聽莫扎特，但不可以不聽馬勒，因為馬勒音樂里，有與我們心靈更接近的精神品質，這種品質不僅是宏大的，而且也是深刻的。

　　第五交響樂是馬勒重要的作品之一，筆者最初也正是從這個曲子進入馬勒世界。

　　當時我聽的是巴比羅利指揮新愛樂樂團在1969年錄制的版本。再后來，我又聽過阿巴多的，布列茲的，伯恩斯坦的和卡拉揚的，似乎都沒有找到那種 “絕望的愉悅”，因此我一度認為，巴比羅利的實為最佳。其實每一個版本都有其取向――伯恩斯坦的音樂表情較為外露;布列茲版對整體的處理頗為“現代”，極 盡各聲部的音色之美，他的弦樂部分極為流暢、優雅，無視在伯恩斯坦版里出現的那種近乎悱惻的表情;阿巴多版和卡拉揚版均由柏林愛樂樂團演奏，同一樂隊、不 同的指揮在相隔20年的一前一后的演奏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阿巴多版的音樂張力來自音色與節奏感的把握，不僅是馬勒第五，這也是他后期交響樂唱 片的一個特點;而卡拉揚版的張力更多地來自對旋律流線的處理。

　　馬勒音樂應該可以成為當代人的知音，他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巨無霸音樂大師。后世音樂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維奇等，缺乏一種“音 哲”的味道，或許更像詩人些，倒是勛伯格、梅西安有那么一點味道。當然，不能以此為標準來對其他音樂家進行取舍，因為音樂氣質是多樣的。只是，當我們的心 靈需要激越地冥思時，只有馬勒理解你。

      文/關萬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