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報記者 隗瑞艷

　　“當代很多音樂界的朋友，在各種場合不加修飾地表現出了對西洋古典音樂的酷愛，對中國民族音樂的不屑一顧;有一些西樂指揮在排練場上，指責樂手演奏的聲音難聽，形容像演奏民樂器;還有專業音樂學院作曲系的配器老師，對中國民族樂器一竅不通;更有從事民族音樂很多年的音樂家，只因聽過一兩場世界二流樂團的交響音樂會，就大為感嘆交響樂比民樂好聽……”6月13日至14日，由文化部藝術司、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主辦，新繹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協辦的第三屆“華樂論壇”上，中央民族樂團駐團指揮劉沙感慨地說，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了一些音樂家在一味地追求、學習西方幾百年前的古典音樂技法時，沒有建立起對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忘卻或丟失了作為專業音樂家對本民族音樂的認同感。而作為中國的作曲家，如果對自己民族音樂有真正的認同感，就會深入研究民族音樂、民族樂器和民族樂隊，真正為中國民族樂隊寫出演奏的作品。

　　“我們需要怎樣的民樂作品?應該倡導何種風格的民樂創作?應該鼓勵什么樣的創作實踐?民樂如何承續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和民族文化熠熠發光的傳統?作品如何創新，又如何面對當下紛繁喧囂的現代社會?”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美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黃宗權在“華樂論壇”上發出一連串的追問。

　　據介紹，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作曲界和音樂理論界對民樂創作如何弘揚民族傳統文化有過熱烈討論，對如何發展民樂有著各自的看法。如何評價當代民樂作品的價值以及民樂創作水準的高低，這些命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而這些命題的背后，有著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反映的是音樂理論界和作曲界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對自身音樂文化處境以及音樂文化發展方向的思考。在當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對這些命題的探討往往具體體現為一首作品是否傳承與發展了傳統的音樂美感，是否弘揚了民族文化。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GDP上去了，大家有錢后又突然意識到，我們除了追求物質和財富以外，需要在文化中找到自己心靈的歸屬，需要在和傳統建立聯系之中來解決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人們發現，我們的傳統文化有著自身價值，并不比西方的‘低級'，且不是以他文化作為評判和衡量的標準。”黃宗權說，民樂創作當然需要繼承傳統，但要破除形式繼承的老路，如果“形在而神不在”，那么，繼承只是一種片面的方式。繼承傳統音樂要有新的表現形式、新的音樂文化理念、新的音樂技能。但是，這種創新，不是生搬硬套地將現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融入傳統文化基因，展示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從其原體上進行新的提煉、整合，使傳統升華，并富有時代風貌。

　　在河北廊坊舉辦的本屆“華樂論壇”，聚集了來自海內外的百余位作曲家、指揮家、演奏家、評論家及藝術院團長，集中探討了民族音樂創作、表演的前沿話題，讓原本是對“新繹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樂獲獎作品的研討，延伸到新的深度，體現出民樂界有識之士的熱忱與憂思。

　　“要通過學習和探索傳統民族音樂和現代作曲技法的結合點，尋找個性化的音樂語言，追求音樂的思想深度和情感依托。”這次獲獎的作曲家王丹紅表示這是她民樂創作的最深體會。她認為，經歷了20世紀音樂的發展，作曲家們更多關注創作觀念、技法的發展和探索，希望用新的手段創作。這種對藝術負責的藝術家風范固然可貴，但是在忠實藝術自身或者為藝術而藝術的同時，藝術家如何面對社會對于藝術家的需求?當代音樂創作應當超越并解脫現代音樂技術發展帶來的創作壓力和負擔，從容面對學術和情感的取舍，直面人生，宣泄情感，提純音樂的境界。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劉錫津的觀點與王丹紅不謀而合，他說，中國的作曲家應當一只手伸向傳統，學到傳統的神韻;另一只手伸向最現代的各種技法，能夠嫻熟運用，而非生吞活剝。

　　青年代表著未來，劉錫津希望通過本屆“華樂論壇”打造新時期中國青年作曲家群的概念，讓更多青年作曲家進入中國民族音樂創作領域，形成規模，以這樣一個群體的創作技法、創作思維、創作風格和代表各種不同樣式的作品，呈現當代中國青年作曲家的創作風貌，推動新時期中國民族音樂的強力發展。他說：“作品具有中國人文精神關懷，才有深度和厚度。中國有13億人口，聰明的作曲家，尋找老百姓渴望的東西。”